推動高等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發(fā)揮其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龍頭作用，是我國走向科技自立自強和人才自主培養(yǎng)的重要基礎。高等教育高質量發(fā)展，關鍵在于培育和發(fā)展一流的大學體系，增強大學的知識創(chuàng)新、高水平人才培養(yǎng)和社會服務能力。探索構建有效治理模式，則是促進我國大學改革與發(fā)展的重要保障。張繼明教授的著作《中國大學有效治理的邏輯與實踐研究》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深入分析了我國大學治理實踐的諸種局限及其淵源，并在對大學有效治理這一命題進行有力論證的基礎上，提出了大學有效治理的實踐進路。

　　治理作為一種理念和技術系統，是我國深化大學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工具，治理現代化是我國高等教育實現內涵式發(fā)展和“雙一流”建設目標的重要保障。但就目前來看，我國大學治理存在一定的“失靈”現象。大學治理如果不能轉化為切實的制度實踐、辦學實踐，治理就是低效甚至無效的。因此，大學有效治理就是要能夠促使大學治理的理念、理論和理想轉化為大學的辦學實踐，直至轉化為高質量的辦學成果。我國大學治理處于復雜的內外部關系中，受到復雜因素的掣肘，要實現有效治理，不僅要遵從大學運行規(guī)律和治理科學的基本原則，還要從實際出發(fā)，在充分認識掣肘我國大學治理的復雜現實因素的基礎上，制定有針對性的優(yōu)化策略。基于較長期以來我國大學治理中存在的諸種問題，堅持和復歸學術本位的基本邏輯、基本原則，以此來重建學術權力的中心地位，是我國實施大學有效治理的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在此前提下，學術權力本身作何調整，以適應新的大學向創(chuàng)業(yè)素質轉型？如何在改進治理結構的基礎上，提高治理主體的治理能力？如何建構新的大學文化，以充分發(fā)揮文化的治理作用，以及如何適應現代化進程中協同創(chuàng)新的新趨勢，強化大學間的競合關系？圍繞上述議題，《中國大學有效治理的邏輯與實踐研究》一書作出了富有建設意義的回答。

　　其一，革新大學學術權力，建構大學治理結構的差序格局。

　　無論現代大學如何發(fā)生組織與結構及管理體系的變化，都不可改變其作為一個學術組織的本性，這就決定了大學必須尊重學術權力的中心地位，遵從學術權力的基本邏輯與規(guī)則，以確保學術權益的實現，為大學的多樣化功能和價值奠定根基。與此同時，由于大學組織在不斷調適內外部關系的過程中，學術權力也要隨之做出相應的變化，去適應現代科技與產業(yè)升級的變化及其對大學在角色與功能、組織結構與治理等方面的調整，其中關鍵的一個向度就是要適應大學學術資本轉化過程中大學治理整體性變革對學術及學術治理的新要求，因為在大學知識生產的社會化傾向不斷強化的條件下，學術資本轉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當代大學的基本生存狀態(tài)。因此，大學治理結構必然要以促進知識創(chuàng)新為根本導向，尊重學術權力的中心地位，同時要通過制度改革來引導學術發(fā)展和學術治理觀照社會需求，主動參與學校的社會服務，也就是說，有效的大學治理應秉持和踐行開放性學術本位的邏輯。從傳統的學術本位到開放性學術本位，是大學有效治理的內在邏輯依據。

　　其二，以“貢獻—質量”為評價標準，推動高校向創(chuàng)業(yè)組織轉型。

　　大學只有不斷實現組織進化，才能適應永恒變化的外部環(huán)境。大學也只有積極變革治理體系，才能適應組織進化的要求。大學知識生產模式的社會化取向既作為一種客觀規(guī)律對大學組織演變提出了內在要求，同時也作為一種國家和大學的發(fā)展戰(zhàn)略對大學面向社會辦學、服務社會提出了客觀要求，因而構建創(chuàng)業(yè)型大學是我國大學適應知識生產模式演化、發(fā)揮在知識經濟社會大學中的重要功用、夯實大學合法性基礎的戰(zhàn)略選擇。當代之高水平大學已經不是固守象牙塔的古典大學形象，而是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服務的新社會軸心機構。要促進大學轉型，關鍵在于建立新的評價體系，根據我國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的精神指向，就是要建立基于“質量—貢獻”的評價體系，核心在于確立以大學在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實質性貢獻為質量評價的標準，引導大學在原始創(chuàng)新、核心技術突破、產業(yè)轉型升級等領域發(fā)揮實質性作用，一改長期以來的“五唯”式評價與管理傳統。大學轉型為創(chuàng)業(yè)組織，深度參與、有效服務現代化事業(yè)，才意味著真正的高質量發(fā)展。

　　其三，探索大學集群治理，推動大學實施校際協同發(fā)展戰(zhàn)略。

　　高等教育結構一般涉及宏觀層面上的區(qū)域與布局結構、學科與專業(yè)結構、投入結構、院校類型結構等，以及微觀層面上的生源結構、師資結構、校院關系結構、權力結構等。但本研究認為，目前關于高等教育結構的研究忽視了對大學校際關系的足夠關注，而作為高等教育體系或結構的核心要素，大學校際關系直接影響著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tài)質量。從現實來看，各高校之間因過度競爭導致的校際關系失衡已經損害了高等教育生態(tài)，阻礙著大學的高質量發(fā)展。因此，以協同發(fā)展重構大學間關系就成為大學治理的重要內容，基于此，建立大學集群，引導大學強化校際合作，以此為基礎實施協同發(fā)展就成為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相應地，在大學治理上就需要探索構建集群治理新模式，即治理主體通過制度供給、訂立協約和文化建構，引導各大學建立共同使命和共同價值觀，進而在此導向下以協商與協作、共建與共享為實踐機制，持續(xù)改進集群及各成員院校的知識生產模式、知識生產能力。以集群治理推動高校協同創(chuàng)新，適應了經濟社會發(fā)展新業(yè)態(tài)及其對高等教育的新要求。

　　其四，建設專業(yè)化的管理隊伍，提升大學的內部治理能力。

　　在我國大學管理體制與慣習之下，治理主體的結構及其治理方式對于大學的整體治理質量有著決定性作用。因此，加強大學治理主體的治理能力建設是大學實現有效治理的重要步驟。基于我國特殊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和大學內部治理傳統，管理者群體在事實上占據著大學權力布局的中心位置，因而是大學治理中的關鍵主體，強化關鍵治理主體的治理能力，應作為我國實現大學有效治理的重中之重。而從我國大學管理中盛行經驗管理、人治管理、科層制管理的現實出發(fā)，探尋治理的專業(yè)化就成為重要的建設方向。據此，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大學行政部門管理者、院系管理者作為關鍵治理主體如何提升專業(yè)化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理是否有效。同樣基于我國大學治理體制特征，黨全面領導大學建設事業(yè)，因而提升黨的專業(yè)化治理能力更加標識著大學治理現代化的根本。為此，要確保黨在大學的各級組織尊重大學辦學規(guī)律，在領導與決策中遵循科學的思維和方法，以保障大學辦學的方向正確。

　　其五，建構新的大學文化，發(fā)揮大學文化的治理功能。

　　人們在組織管理中普遍重視文化建設，借以統一思想、建立共同愿景、規(guī)范成員的行為并激勵其投入積極性等。在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文化建構是一個重要向度，其作用在于對內維護大學的精神與傳統，對外協調大學與社會間的價值沖突。在大學治理中，人們發(fā)現大學文化具有“治理性”，即大學文化與大學治理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彰顯出了獨特的治理屬性和治理功能。這意味著，我國大學要實現有效治理，必然不能忽視大學文化的建構及其治理價值。換言之，針對行政化、功利化等大學中的負向文化樣態(tài)，建構與當代大學組織與使命相適應的新文化，是我國實施大學有效治理的必要舉措，具體包括：樹立學術本位大學觀，確立其在大學文化建構中的基底地位；復興家國同構的文化傳統，強化大學的服務功能和轉型發(fā)展意向；強化法治化思維與程序公正意識，推動大學治理的現代化進程；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凸顯中國大學模式的特色與優(yōu)勢。此外，強化制度精神、重建學術共同體的組織信任等，也是我國大學文化建構的重要內容。

　　張繼明，山東濰坊人，濟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學博士、博士后，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理論與管理研究。主持全國教育科學規(guī)劃一般項目、山東省教學改革重大項目、山東省社科規(guī)劃項目、山東省教育科學規(guī)劃重點項目以及教育廳重點委托項目十余項；在《教育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中國高教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160多篇；獲山東省教育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山東省高校人文社科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