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1927.01—2019.02），男，漢族，中共黨員，1927年生于山東省曹縣，1951年畢業(yè)于齊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中國當代學者、歷史學家，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歷任山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山東歷史學會副會長和山東地方志學會副會長等職務。他在秦漢史、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山東地方史，齊魯文化史、中國運河文化史等領域均有獨特貢獻。1987年當選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被山東省委、省政府授予“山東省首批拔尖人才”稱號，1991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7年榮獲首屆山東社會科學突出貢獻獎，是5位獲此殊榮的著名學者之一。1986到2015年間，六次獲得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2018年獲評“改革開放40周年山東社會科學名家”的稱號。

　　艱難求學，百折不撓

　　安作璋先生出身于山東曹縣的科舉世家，祖父、伯父為清末舉人，父親安景參為清末秀才，在曹縣老家大門的門楣上鑲有“世科第”三字牌匾，是由清光緒朝吏部侍郎汪鳴鑾書寫。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后，其父就讀于山東師范學堂本科博物部。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其父為了躲避日偽的騷擾，舉家搬遷至鄉(xiāng)下，并興辦義學，安先生在鄉(xiāng)下小學中接受了較為全面的教育，尤其是在文史方面，通讀了《前四史》與《資治通鑒》。1944年，安先生隨流亡師生到達皖北阜陽，后考入山東省第二臨時中學高中部。當時，學習環(huán)境異常艱苦，住的是簡陋茅草房子，睡的是地鋪，吃的是高粱米窩窩頭、咸菜，在如此惡劣的環(huán)境下，安先生患過疥瘡、瘧疾、關節(jié)炎，尤其是嚴重的關節(jié)炎奪去了安先生雙腿的健康。但安先生總是從熟悉的歷史人物的事跡中得到鼓舞，“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高中三年，他以極大的毅力刻苦攻讀，文科各門功課在全班名列前茅，還在貧病交加中補學了因故缺失的全部理科課程。1947年，安先生高中畢業(yè)，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了齊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在齊魯大學，安先生得到了眾多名家的指導，如張維華、朱東潤、莫東寅、韓連琪、吳金鼎、胡厚宣、欒調(diào)甫等，在張維華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安先生開始主攻秦漢史，他午夜之前極少休息，總是如饑似渴地學習著先秦秦漢的各種典籍，翻爛了兩套前四史，8個寒暑假竟有7個假期沒有回家。他的大學同學回憶說：“那時課堂上老師提問題，安作璋總能熟練地指出該問題出自前四史的哪一史哪一篇甚至哪一段落。其他如經(jīng)史子集、簡牘金石、秦磚漢瓦，更是無不通覽，了然于胸�！痹邶R魯大學學習的四年（1947—1951），安先生恰巧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學派“考據(jù)務實”思想的影響，以后又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這都為他個人治學風格與學術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1年，安先生大學畢業(yè)，被分配到山東師范學院（今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工作。

　　年少成名，著作等身

　　安作璋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從事秦漢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學家，其論著曾受到史學大師郭沫若先生的贊賞，被日本學者譽為“秦漢史之大家”、“今日秦漢史學界的重鎮(zhèn)”，收入《中國名人大詞典》、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大詞典》等多種傳記、詞書中。近70年來，安先生對歷史研究堅持不懈，勤奮耕耘，在秦漢官制、經(jīng)濟、人物、對外關系等方面研究成就卓然。安先生以秦漢史為基礎，踐行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的治史思想，研究范圍逐步拓展到中國通史、山東通史、齊魯文化通史，以及專門史、歷史文獻學等領域，先后出版專著數(shù)十部，并在《光明日報》，《歷史研究》等報刊期刊發(fā)表了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一百余篇，篳路藍縷，建樹頗豐，著作等身。

　　從青年時期起，安先生就以累累創(chuàng)新的學術成就，不斷引起學術界的矚目。1954年，其論文《西漢的西北屯墾》、《論西漢農(nóng)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得到鄧廣銘先生的重視，接連發(fā)表在《光明日報》史學版上。次年，安先生的首部學術專著《漢史初探》（由學習生活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再版）正式出版，集中了安先生上大學期間撰寫的6篇論文，主要探討了西漢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西漢皇朝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經(jīng)營管理以及桑弘羊在漢武帝文治武功中的地位等問題。本書出版后，在史學界產(chǎn)生了很大的反響。特別是有關桑弘羊的文章，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贊揚。1956年3月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評論文章，認為這是一本“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參考資料很豐富”的漢史論文集。肖黎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中，認為該書“為近40年來秦漢史學者個人論文集發(fā)表最早的一種，其中諸多觀點常為以后的論著所引證”。

　　安先生的《兩漢與西域關系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齊魯書社1979年再版）比較系統(tǒng)全面地論述了兩漢西域的歷史，西域各國的情況，內(nèi)地和西域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文化上密切關系，以及兩漢時期中西交通和經(jīng)濟、文化交流，史料翔實，論證縝密。書中還用大量資料考證了西北地區(qū)的歷史地理，用不容辯駁的事實論證了自西漢中葉設置西域都護以后，今新疆和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qū)就歸入了中國的版圖，在國內(nèi)外史學界包括當時的蘇聯(lián)史學界曾引起很大反響�？胺Q建國之后研究漢代與西域關系的開創(chuàng)之作，至今研究西域歷史的學者，還將此書作為必備的參考書之一。

　　安先生于秦漢官制方面用力尤勤，出版鴻篇巨著《秦漢官制史稿》（與熊鐵基合著，齊魯書社1984年版，2007年齊魯書社又出增訂版），從選題到完成，歷時十載，五易其稿，1986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在秦漢官制研究方面，安先生充分發(fā)揮其學識淵博的優(yōu)勢，利用了漢代各種傳世文獻資料與出土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搜羅了清代考據(jù)家、注釋家以及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針對其中的某些錯誤或不足之處，也進行了訂正和補充，并對若干具體的制度問題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肚貪h官制史稿》充分顯示了安先生扎實的資料功底，是迄今為止關于秦漢官制研究領域內(nèi)容最為全面詳贍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秦漢官制的不可逾越的奠基之作。

　　安先生對秦漢時期的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也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其代表作是《班固與漢書》（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后增訂為《班固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劉邦評傳》（與孟祥才合著，山東齊魯書社1988年版，后增訂為《漢高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漢光武帝大傳》（與孟祥才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華書局2008年再版）、《秦始皇帝大傳》（與孟祥才合著，中華書局2005年版）、《漢武帝大傳》（與劉德增合著，中華書局2005年版）等。安先生對研究歷史人物的著作，考辨精審，文筆優(yōu)美，資料翔實，將學術性與趣味性有機結(jié)合在一起，引人入勝，發(fā)人深思。

　　安先生治秦漢史只是其研究歷史的一個試驗田，通過治秦漢史，積累了經(jīng)驗。其實，“通古今之變”，研究通史才是其最終目的。安先生研究歷史的路子亦是從斷代史到通史并側(cè)重地方史和齊魯文化史。

　　安先生對山東地方史和文化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主編了《山東通史》（8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09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增訂本），先后被列為山東省社會科學“七五”規(guī)劃重點研究課題和國家“八五”規(guī)劃重點圖書；以其豐富的內(nèi)容、翔實的資料、恢宏的規(guī)模、濃郁的地方特色而獨樹一幟，堪稱地方史研究中的開創(chuàng)之作，1996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安先生與王志民合作主編的《齊魯文化通史》（8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是一部大型地域文化通史，其資料翔實、內(nèi)容厚重，不僅從思想文化上，而且從科技、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領域研究齊魯文化在歷代的特征及發(fā)展演變，不僅展現(xiàn)了齊魯文化自身的特點，而且兼顧到齊魯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的互動關系。它不僅彌補了學術研究領域的空白之處，而且對于學人如何撰寫地域文化史提供了借鑒，2006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稘�南通史》（6卷，齊魯書社2008年版）系統(tǒng)、全面、權威地記述了濟南的歷史發(fā)展和社會變遷，代表了研究濟南歷史的最新成果。

　　在中國通史的編寫方面安先生也有重要的貢獻。他的第一部通史成果是《中國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記事上起遠古，下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史實可靠，重點突出，簡明扼要，具有名副其實的通史特點。它自1986年出版后，已再版多次，印刷近20次。1988年經(jīng)國家教育委員會審定，被列為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在專門史的研究方面安先生亦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由安先生主編的《中國運河文化史》(上中下三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對中國運河文化進行研究總結(jié)的集大成之作，它規(guī)模宏大、結(jié)構完備、脈絡清晰、內(nèi)容豐富，填補了該領域?qū)W術研究的空白，2002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吨腥A雜技藝術通史》（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tǒng)的大型雜技藝術通史巨著，也是一項中華雜技藝術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填補了雜技藝術研究的空白，2015年獲得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

　　在中國史料學方面，安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史科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受國家教育委員會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委托，為高等學校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yè)編寫的一部教材，它在吸收前人史料學著作長處的同時，根據(jù)實際需要，從體系、結(jié)構到內(nèi)容、方法都進行大膽的嘗試和創(chuàng)新，被學術界評價為“具有很高的科學性和系統(tǒng)性，堪稱目前我國史學界最完整、系統(tǒng)和具有體系性的史料學著作”。2006年被列入“十一五”國家級規(guī)劃教材。

　　治史有道，獨步學林

　　凡是成就斐然的學者，總是能夠總結(jié)出卓有成效的治學方法，或者歸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學術經(jīng)驗。安作璋先生在長期從事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學之道。

　　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實際相結(jié)合。安先生結(jié)合自身治學歷程，繼承了梁啟超的“史家四長說”，賦予其新的內(nèi)涵。他強調(diào)，要以正確的理論來指導歷史研究，這便是“史識”。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就是這個正確的理論，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如何把握這一“史識”，安先生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真正地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觀點和方法，努力開創(chuàng)歷史研究的新局面；二是要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著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zhì)和立場、觀點、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相結(jié)合。在秦漢史領域，就是要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秦漢的歷史相結(jié)合，這是學習和研究秦漢史的最根本的途徑。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與影響,安先生治史首先從秦漢經(jīng)濟史入手，《西漢的西北屯墾》一文便是其較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秦漢歷史的重要成果。

　　堅持“通古今之變”。司馬遷撰寫《史記》的追求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安先生的治史追求同樣如此。正如他所言：“大家都知道我是專治秦漢史，實際上治秦漢史只是我研究歷史的一個試驗田，通過治秦漢史，我摸出一點門道，積累了一些經(jīng)驗。我真正想研究的還是通史，就是通古今之變，這是我最后的目的�！薄吨袊�史簡編》、《山東通史》、《齊魯文化通史》、《濟南通史》都體現(xiàn)了安先生“通古今之變”的治史追求。安先生對于如何編寫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提出了三個方面的思考：一是縱向的“通”，也就是弄通歷史的來龍去脈，或者叫做縱向聯(lián)系。具體來講，首先要弄通每一個社會形態(tài)的最本質(zhì)的特征以及形成這些特征的原因；其次要弄通前一個社會形態(tài)如何向后一個社會形態(tài)轉(zhuǎn)變，這個轉(zhuǎn)變的過程是通過哪些環(huán)節(jié)完成的；再者要弄通每個社會形態(tài)內(nèi)部不同歷史發(fā)展階段的最本質(zhì)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還要弄通前一個歷史階段怎樣向后一個歷史階段的轉(zhuǎn)變。二是橫向的“通”，也就是要弄通每一種事物與其左鄰右舍的關系，或者叫做橫向聯(lián)系。這又包括兩方面內(nèi)容，首先是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應該注意闡明其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其次還要和處于同一社會形態(tài)或同一時期的外國歷史相聯(lián)系，方能顯示出中國歷史的特點。三是類通，也就是以類相從，逐類貫通。每個社會形態(tài)的各項歷史內(nèi)容，雖然分散在各章各節(jié)中，但又都是自成體系，這樣既可以避免重復脫節(jié)，又便于使人認識和掌握每一類事物發(fā)展的線索和規(guī)律。安先生的“通史”編撰方法與思想對于中國通史的編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除了對中國通史的貢獻之外，他對于地方通史的編撰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成功編撰了《山東通史》。安先生對于《山東通史》的編撰創(chuàng)新性地吸收了中國傳統(tǒng)的各種史書體裁的優(yōu)點，創(chuàng)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地方通史體系，將全書分為通紀、典志、列傳、圖表四大部分。四個部分互相聯(lián)系，互相補充，詳略互現(xiàn)，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既能反映山東歷史的全貌，又能突出山東地方史在中國歷史上的特點與地位。

　　堅持史學研究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安先生多次指出，創(chuàng)新決不是無根據(jù)地標新立異，別出心裁。那樣的創(chuàng)新，是要不得的。真正的創(chuàng)新應該是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繼承發(fā)展，對今后的史學研究有啟迪意義和導向作用。至于如何創(chuàng)新？安先生提出了四個方面的思考。一是正確處理專與博的關系。安先生認為治史貴乎博大精深，沒有淵博的歷史知識，要達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所謂淵博，也并不是無所不通，無所不曉，就其所學專業(yè)來說，不僅要精通，凡是與本專業(yè)有關的知識，也都應該通曉，要盡量做到前人所說的那樣：“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闭�確處理好專與博的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是治史者必須遵循的一條途徑。二是調(diào)查研究，了解行情。安先生認為一旦研究范圍領域確定了，那就要對這個范圍領域內(nèi)研究的過去、現(xiàn)狀及未來發(fā)展的趨向都應該有所了解，包括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研究情況，這就叫了解“行情”。三是博采眾家之長。安先生認為，治史如學書、學畫，要博采眾家之長，方能成一家之言。博采眾家之長，不僅僅是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更為重要的，是借鑒別人治史的方法，取各家之所長，加以融會貫通，這樣才能不斷有所提高，有所進步，有所創(chuàng)新。四是善于選擇結(jié)合點和突破口。安先生極力否定秦漢史沒有研究空間的說法，他認為這個領域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如秦漢社會性質(zhì)、階級關系、經(jīng)濟史、政治制度史、民族關系史、思想文化史、歷史人物、中外關系史、考古與文物、文獻整理與研究等問題都有極大的研究空間。關鍵是改換新的審視角度，考慮新的思路、新的思維方法，選擇一些結(jié)合點和突破口，安先生所做的秦漢山東地方史研究，是秦漢史研究的一個結(jié)合點和突破點�！肚貪h官制史稿》也是安先生在秦漢史領域選擇的一個突破點。

　　業(yè)精于勤與持之以恒。安先生提出了勤奮出成果的真理。這既是他長達70多年治史生涯的經(jīng)驗總結(jié)，也是推動史學研究不斷發(fā)展的重要動力。他經(jīng)常指出，凡是真正做學問的人，都主張“三勤”，即眼勤、腦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讀書、勤于思考、勤于寫作，寫作既是讀書、思考的結(jié)果，又反過來對前二者起著動員和組織作用。這一認識是對治史者的基本要求。沒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做不好學問的。但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史學研究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如何處理上述情況，安先生提出，要處理好整與零的關系。所謂“整”，就是專業(yè)方向或研究課題的整體規(guī)劃，一旦確定下來，就不要輕易改動，切忌淺嘗輒止，見異思遷，否則事倍功半，甚至一無所成。所謂“零”，就是不要貪快求多，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解決一個整體規(guī)劃，應把它分解為若干具體的小問題，一個一個地加以研究，這叫“化整為零”。等到所有的小課題基本得到解決，然后再歸納綜合，從而形成一個較完整的體系，這叫“化零為整”。從中學時代，安先生就表現(xiàn)出持之以恒、不怕吃苦的治學精神�？既臊R魯大學后，除了上課之外，就是在圖書館、資料室或宿舍學習，午夜之前幾乎沒有睡過覺，有時躺下后仍在思考問題，一旦有所發(fā)現(xiàn)，立即披衣起床，筆之于書，簡直到了寢不安席的地步。剛剛參加工作的最初幾年，在完成繁重的教學任務之余，寫了近10篇論文。1955年，年僅27歲的安先生就已經(jīng)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論文集《漢史初探》，影響極大。《兩漢與西域關系史》正是安先生勤奮學習外語的結(jié)果，安先生當年為了外語能夠過關，想了一個笨辦法，就是從圖書館把英國人斯坦因的英文版《西域考古記》借出來，大概有20多萬字。安先生一邊學外語，一邊拿著字典翻譯，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將它翻譯出來，不僅外語考試過關了，還寫了幾篇涉及兩漢與西域關系的文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寫，便完成了《兩漢與西域關系史》這本書。安先生90歲時自述道：“我的一生非常簡單，可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讀書、教書、寫書’”。作為學者，安先生一生忠于學術，孜孜不倦，無怨無悔，并為此而奮斗一生，終于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

　　鑒古知今，古為今用。安先生的所有史學研究都貫穿著經(jīng)世致用這條主線。尤其是他將山東地方史的研究與地方歷史文化資源保護、開發(fā)和利用相結(jié)合，做出了突出貢獻。上世紀九十年代，他組織國內(nèi)史學界著名專家對早期航海家徐福故里進行了考證，明確提出徐福故里在山東龍口市，并與其他領導和學者促成了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xié)會的成立，為徐福故里龍口市對外文化交流和招商引資做出了貢獻。他還深入考證出孫臏故里在鄄城孫老家一帶，為鄄城縣在海外招商引資并建成孫臏文化旅游城奠定了基礎。本世紀初，他與無棣縣文史專家對于境內(nèi)碣石山進行了考證，證實了該山就是曹操東征時經(jīng)歷的碣石山，也是毛澤東著名詩句“東臨碣石有遺篇”中的碣石山。這一考證，促成了無棣碣石山的全面開發(fā)并成為當?shù)刂�名旅游景點。安先生參加地方文化建設活動，從而造福地方社會的事例很多，難以一一道來。正如山東省委宣傳部原部長、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苗楓林所說：“幾千年的歷史長河，把我們與古人之間隔開得非常遙遠，但是，安先生卻把這個遙遠距離拉得近些再近些，并且不時地在他的書房里，把早已塵封了的古代事件磨瑩成清澈照人的歷史規(guī)鏡，給人以啟迪，以感悟，以力量�！边@樣高度的肯定和評價，彰顯了安先生史學研究的現(xiàn)實生命力。在安先生看來，研究齊魯文化對于當前我國進行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對秦漢官制、官吏法的探討等史學研究，同樣呈現(xiàn)出安先生對現(xiàn)實的終極關懷。安先生長期致力于傳統(tǒng)道德先進文化的研究，先后發(fā)表了《傳統(tǒng)道德與現(xiàn)代精神文明》《說“孝”》《為國·為學·為人——紀念“五四”寄語青年》等文章。2015年，安先生還與王志民教授作為首席專家主持了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研究》的子課題即山東省社科重大項目《中華傳統(tǒng)文化思想內(nèi)涵的時代價值辨析研究》并已完成。

　　道德文章，培育英才

　　安作璋先生不僅是一位學問精深的大學者，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卑蚕壬�尚在讀私塾時就極為欣賞孟子這段話，并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畢生的教育追求。安先生在山東師范大學、山東大學執(zhí)教近七十載，一直到90歲高齡仍堅持給研究生授課，給本科生舉行古代史專題講座。在這近70年的時間里，安先生以淵博的學識，高尚的道德情操潛移默化地教育著學生，桃李滿天下。他親自授課的歷史系、政治系和中文系學生多達萬人以上，還先后培養(yǎng)了30多位博士、碩士研究生。其學生中不乏國內(nèi)外知名的歷史學家與省部級領導，為祖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安先生常說：“一個合格的教師和學術帶頭人，不僅要看他個人出了多少成果，更重要的是看他培養(yǎng)出了多少有成就的、甚至超過自己的學生�！卑蚕壬�認為，教書與育人二者不可分割，相輔相成，教書是基礎，育人是目的。在教書方面，安先生極為嚴謹細致。他常說：“教師要備好講好一堂課，自己懂了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任務，另一半任務就是要使學生也能懂得和掌握。”安先生講授的中國歷史文選、中國古代史、先秦秦漢史、山東地方史等課程，都要查閱大量的史料，寫成系統(tǒng)的講稿后再進行講授。此外，他還通過各種方式了解學生對于課程的反饋，以便做到有的放矢，不斷加以改進。因此，他在講課時，總能做到娓娓道來，厚積薄發(fā)，深入淺出，深受學生歡迎。山東大學孟祥才教授曾對安先生做過這樣的評價：“有的人講課，把簡單的道理講復雜了，讓人越聽越糊涂；有的人把深奧難懂的道理講得通俗明白了。安先生的課屬于后一種。他的課厚積薄發(fā)、深入淺出、通俗易懂，讓人頓開茅塞、恍然大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安先生不僅注重歷史知識的講授，而且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研究能力。他常引用神話傳說中八仙之一呂洞賓“點石成金”的故事，來勉勵學生們在學習中不要只追求現(xiàn)成的“金子”，而要掌握“點金術”。

　　安先生強調(diào)知行合一，既重視傳授知識，更注重養(yǎng)成學生的道德情操，把握住了教育的精髓�！暗赖挛恼隆笔前蚕壬�自己的畢生追求，也以此嚴格要求學生。他經(jīng)常講：“人的一生會遇到許許多多需要解決和探討的問題，但概括起來不外乎如何做人與如何做事兩個問題，無論干哪一行，從事何種職業(yè)，都離不開‘做人’這個前提條件和根本問題。比如，研究歷史要有‘史德’，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做官要有‘官德’，要清正廉明，絕不能貪贓枉法；經(jīng)商要講‘商德’，要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敝泄仓醒虢M織部原部長張全景曾多次邀請安先生為省部級領導干部培訓班授課，他就說：“作璋同志十分注重古為今用，充分利用歷史這門具有特殊教育功能的課程，有意識地通過若干歷史人物的言行業(yè)績、道德情操和成敗得失等具體而生動的事實及其評價，使學生在獲取歷史知識的同時也接受了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tǒng)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安先生還多次應邀給山東師范大學新入學的學生作《傳統(tǒng)道德與和諧社會》的講座。他以時代主題為主線，以中國傳統(tǒng)道德為理論依據(jù)，通過剖析中國傳統(tǒng)道德，教育當代大學生充分汲取傳統(tǒng)道德的有益成分，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添磚加瓦，并進一步促進自身的成長。他把遵守良好的道德規(guī)范、建立共同的理想信念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事業(yè)緊密結(jié)合起來，充滿了對年輕人的殷切希望，充分展現(xiàn)了一代學者之大家風范。

　　作為享譽中外的史學泰斗，安先生性格溫和，平易近人，對朋友熱情相助，對學生諄諄教導，獲得了世人的贊頌，這源于安先生身上所具有的千百年來傳承不息的布衣精神。平時，學院的青年教師和學生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能毫無保留地為其解惑答疑。一些從事歷史研究或?qū)�歷史感興趣的人經(jīng)常慕名來訪，安先生都熱情招待，傾囊相授；有人寄來求教的書稿論文，安先生也都認真閱讀，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很多年輕學者都邀請安先生為他們的著作撰寫序言、書評，他往往是來者不拒，不惜費去不少寶貴時間。

　　安先生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突出的學術成就，贏得了學界的尊重，而他平易近人、淡泊名利、誨人不倦、關心后學的優(yōu)秀品質(zhì)更是有口皆碑。安先生去世后，中國史學會專門發(fā)來唁電，指出：“安作璋先生造詣精深，著作等身，被公認為當今學界泰斗。安作璋先生重視教育，關懷晚輩，桃李滿天下。安作璋先生一腔愛國熱情，道德文章，皆為后世楷模�！�